档案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合拢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。王总将凭证册放在最近的金属桌上，动作利落得没有一丝多余。灰尘在从百叶窗缝隙透入的光柱中起舞，像无数细小的生命被惊扰。

“哪一年的？”他问，声音在空旷的档案室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
“2015到2018，”我赶紧上前，手指划过册脊，“项目编号是pd-7x系列。”

他点点头，开始翻阅最上面那册。我站在他侧后方半步的距离，能看见他低头时后颈修剪整齐的发际线，深灰色衬衫妥帖地包裹着宽阔的肩膀。档案室的冷气开得很足，可我脸颊却有些发烫。

那摞册子被他单手拎过的画面在脑海中反复回放。我的小臂上，被纸张边缘硌出的红痕已经消退，可那种被承接的触感却像烙印般残留。作为林涛时，我从未注意过这些细节——文件重不重，路走得稳不稳，这些都是需要自己消化的问题。男人的世界信奉沉默的承担，求助是裂缝，示弱是污点。

可现在……

“这一册，”王总忽然开口，手指点着某一页，“页码不对。”

我凑近些，长发从肩头滑落，几乎要触到他的手臂。洗发水的栀子花香与他的气息——雪茄、咖啡，还有某种干净的、类似檀木的须后水味道——在狭小的空间里微妙地交融。我的心脏不合时宜地加快了跳动。

“这里，”他的指尖停在纸页上，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，“应该接着的是供应商变更附件，但装订时跳了两页。”

我俯身细看，这个角度让我不得不将一只手撑在桌沿。丝质衬衫的袖口滑到手肘，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臂。他的目光似乎在那上面停留了一瞬，短暂得让我怀疑是错觉。

“我去找找缺失的那几页。”我说，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轻柔。

档案室深处，高高的金属柜像沉默的巨兽排列。我踩着为取上层档案准备的小梯子，指尖划过一个个标签。灰尘在动作间扬起，我忍不住轻咳了一声。

“小心。”

声音从下方传来。王总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一只手虚扶在梯子边缘。这个角度，我低头就能看见他仰起的脸——下颌线条分明，喉结在说话时微微滚动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穿着及膝的a字裙，这个姿势让裙摆又往上移了几公分。

脸颊的热度骤然攀升。我慌乱地抽出要找的文件，下梯时差点踩空。

“当心。”他的手掌这次实在地托住了我的手肘。

只是一瞬，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面料传来，烫得我几乎要跳开。我站稳，他松手，动作自然得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我的手臂上，被他触碰过的那一圈皮肤，却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圈住了，久久不散。

“谢谢。”我低声说，不敢看他。

“走路要看路。”他的语气平淡，转身回到桌边。

可我的耳朵捕捉到了那极细微的、几乎听不见的轻笑。还是我太敏感了？

“晚晚，你这头发在哪儿做的？真好看。”午餐时，李姐凑过来，手指卷起我一缕发尾。

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这个身体对触碰异常敏感，尤其是头发。作为林涛时，剪个平头，洗发水都懒得挑，现在却要学着区分护发素和发膜，忍受吹风机在耳边轰鸣的热风。

“就……公司楼下那家。”我小声回答，舀了一勺沙拉。

“啧啧，年轻就是好，发质这么亮。”李姐托着腮看我，“不过你也太瘦了，一阵风就能吹跑似的。来来，尝尝这个排骨，张师傅的招牌。”

那块油亮的排骨落入我的餐盘。若是以前，我会说“谢谢，我自己来”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把它拨到一边。可今天不知怎么，看着那肥瘦相间的肉，胃里真的泛起一阵不适。

“李姐……”我抬起眼，声音软下去，连我自己都惊讶于那份自然的娇嗔，“太油了，我吃了会不舒服的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自己都愣住了。这不是排练，不是伪装，而是这具身体、这个身份的本能反应。眉头微蹙，嘴角轻轻下撇，连肩膀都微微缩起——整套示弱的肢体语言行云流水。

李姐眼睛一亮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笑得更开心：“哎呀，我们晚晚还会挑食了！好好好，姐姐帮你吃。”她自然地把排骨夹回去，顺便还揉了揉我的头发，“不过你真得多吃点，女孩子太瘦了不健康。”

她的触碰很轻，带着护手霜的玫瑰香。我心里那片塌陷的柔软又扩大了些。这具身体，这个身份，赋予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权：可以直白地说“不”，可以表达不适，可以被允许脆弱。而这些，在作为林涛的三十年人生里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餐后回到工位，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指尖无意识地点开一个文档，里面是“林涛”留下的工作笔记——冷硬、精准、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词汇。而现在，我正在用“林晚”的邮箱写邮件，结尾不自觉地加上了“麻烦您了~”和一个小笑脸。

两种人生在脑海中拉扯。一个是非黑即白的理性世界，一个是允许灰度存在的感性空间。而我，被困在中间。

争执发生在一个周四的下午。阳光斜射进开放式办公室，在每个人的工位划分出明暗交界线。

“这个口径必须统一，”我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表，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，“否则同比数据完全没有参考价值。”

隔壁部门的张经理，一个年近五十、发际线后退的男人，抱着手臂站在我工位旁。他摇摇头，那动作里带着显而易见的不耐烦：“小林啊，你是新人，不懂这些历史遗留问题。我们一直这么报的，王总也从来没说过不对。”

历史遗留问题。这句话点燃了我。作为林涛，我最痛恨的就是用“一直如此”作为不合理的遮羞布。

“张经理，”我站起来——这个动作让我意识到自己现在比他矮了将近一个头，气场天然就弱了一截，“正是因为历史口径不统一，才导致去年的年度报告出现了52的偏差。这件事在管理层会议纪要里提到过，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调取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”他挥手打断我，声音提高了几度，“别拿那些文件压我。小姑娘家家的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。”

“分内的事就包括确保数据准确。”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，但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愤怒——一种被轻视、被性别标签化的愤怒。

办公室里其他同事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目光隐晦地投过来。我感觉到那些视线，像细针扎在皮肤上。作为林涛时，争执是能力的证明；作为林晚，争执却可能变成“情绪化”和“不好相处”的标签。

眼泪就是在这个时候涌上来的。

毫无预兆，完全失控。鼻腔一酸，眼前瞬间模糊。我咬住下唇，用力到几乎尝到血腥味，试图把那该死的液体逼回去。可泪水还是不争气地蓄满了眼眶，在睫毛上颤颤巍巍。

张经理显然也愣住了，表情从强硬变成了尴尬：“哎，你这……我也没说什么啊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口传来了脚步声。

很稳，很沉，每一步的间隔都精确得如同节拍器。

所有人都转头看去。王总站在那里，深灰色西装外套搭在臂弯，白衬衫的袖子挽到手肘。他刚刚结束一个外部会议回来，身上还带着室外阳光的温度。

他的目光扫过张经理，最后落在我脸上。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，只是平静地看着我泛红的眼眶，我紧咬的下唇，我微微颤抖的肩膀。

“林晚。”他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把刀切开了凝固的空气，“把你的依据和担忧，详细写份说明，下班前放我桌上。”

然后他转向张经理：“老张，你也准备一份，解释为什么沿用旧口径是合理的。明天早会讨论。”

没有偏袒，没有安抚，只是给出了程序。可就是这份程序性的公正，让我的眼泪彻底失控。我低下头，一滴泪砸在键盘上，洇开一个小小的圆形水渍。

“是，王总。”我的声音带着鼻音，破碎不堪。

他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皮鞋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渐行渐远，而我的世界里，只剩下自己擂鼓般的心跳，和那份终于被接住的、沉重的委屈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洗手间待了二十分钟。冷水拍在脸上，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肿、鼻子发红的年轻女孩，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谬。

林涛不会哭。林涛会拍桌子，会据理力争，会准备二十页ppt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。而林晚——林晚的眼泪是武器，也是弱点；是通行的特权，也是被轻视的借口。

我补了点粉底掩盖泪痕，涂上淡粉色唇膏。镜中的女孩慢慢恢复了体面，只有微红的眼角还泄露着刚才的崩溃。

回到工位，我开始写那份说明。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逻辑清晰，论据充分，引用了三份内部文件、两份行业标准和一次高层会议纪要。写到最后一句话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删掉了原本冷硬的结尾，换成：

“以上是我的初步分析，如有不成熟之处，还请王总指正。期待您的反馈。”

点击发送的那一刻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城市的灯光逐一亮起。办公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个人，键盘声稀疏落落。

内线电话忽然响起。

“林晚，王总让你现在来他办公室一趟。”秘书的声音平静无波。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一整面落地窗外是璀璨的城市夜景。我敲门时，他正站在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水。

“进来。”

我推门进去，站在办公桌前几步的距离。他转过身，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那种目光——平静，专注，没有任何侵略性，却仿佛能穿透一切伪装。

“说明我看了。”他终于开口，走回办公桌后坐下，“坐。”

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丝袜在膝盖后方绷紧，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坐姿让裙子又往上移了一点，连忙调整了一下。

他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打开了我的那份说明。

“第7页，关于行业标准引用的部分，”他说，手指点着纸面，“这个标准今年三月份更新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愣住了。我不知道。那个标准太冷门，我查的是去年存档的版本。

“我……”喉咙发紧，“我马上去查更新的版本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他从手边抽出一份文件推过来，“我已经打印了更新部分。你拿回去对照，把影响评估加进去。”

我接过文件，指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他的。那一瞬间的接触——干燥，温热，带着长期握笔留下的薄茧——让我像触电般缩回手。文件差点掉在地上。